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江泽民同志指出，李大钊在黑暗笼罩的中国大地上，最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进行了描绘。李大钊的一些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并能从中得到启发。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李大钊反驳了种种中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他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它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命运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欣喜地向全世界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全世界是这样，中国也绝不例外。在中国，谁“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这就有力地反驳了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实现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就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样，他就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将既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具有中国特性的新制度，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

李大钊认为，无论各国情况如何特殊，在实现社会主义时，有两个共同具有的特征。第一，“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益。”对于这两个最根本的共同特征，李大钊在多处作了具体说明和论证。例如，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中，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政权的夺取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在理论上，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方面，他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说：“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是怎样的呢？李大钊从“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劳动的组织”、“分配的组织”四个方面作了说明，中心是无产阶级以国家政权为杠杆，“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总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李大钊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已经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李大钊非常注意中国的国情，不仅注重“往昔之国情”，尤其注重“近今之国情”。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因此，他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马克国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带头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持别是当时思想战线的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地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具有的根本特征。

经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使它的敌人加倍地进行攻击。其中有一种论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对此，李大钊反驳说：“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要富，就要发展实业。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叫“振兴实业必适用资本主义。”李大钊驳斥说：“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他根据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指出：“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振兴实业，需要资本和劳力。中国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只是旧中国社会制度腐败，没能合理利用。如果“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在社会主义实业中，工农业生产均渐扩大，生产品自然增加；与此同时，消费、分配相应地发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这就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在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些人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对此，李大钊指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这就是说，第一，社会由竞争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要继续不断地进步，当然离不开竞争。第二，良好的竞争可以增加社会活力和生活情趣，显然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竞争。第三，社会主义竞争必须适度，为此必须禁绝引起社会大震荡的、使人犯罪的竞争。第四，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建立新的竞争秩序，以保证“协作的生产”和“真正平均的分配”得以进行。

针对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排斥民主观点，李大钊指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民主。他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开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他认为，只有这种“平民政治”，才是“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